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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雏军:从登上“福布斯富豪榜”到身陷囹圄都经历了什么?

2018-2-9 09:39| 发布者: admin| 查看: 5283| 评论: 0|原作者: 李佳|来自: 中国企业家

摘要:   如果写本自传,顾雏军会如何描绘自己这一生?  从登上“福布斯富豪榜”到身陷囹圄,命运掉头只是一瞬间,承受暴风雨的除了顾雏军的“格林柯尔系”,还有当时的国企改革进程。  在那场“国退民进”的浪潮下,顾 ...
  如果写本自传,顾雏军会如何描绘自己这一生?

  从登上“福布斯富豪榜”到身陷囹圄,命运掉头只是一瞬间,承受暴风雨的除了顾雏军的“格林柯尔系”,还有当时的国企改革进程。

  在那场“国退民进”的浪潮下,顾雏军的人生轨迹发生逆转,此后多年,他从未停止过抗争。

  顾雏军放不下。两大产业,五家上市公司,三十多家企业,占据中国冰箱业半壁江山,一个庞大的格林柯尔帝国。

  但无限风光在险峰,七年牢狱让一切轰塌。

  事实上,从顾雏军2001年收购科龙开始,争议就一直伴着他,关于产业、关于资本,更关乎产权改革和国运。

  由此引发的“郎顾之争”,不仅成为“格林柯尔系”倾覆的导火索,客观上也影响了国企产权改革的方向和路径。

  直到2018年初,最高法将再审顾雏军案,他身上的符号意义才再一次被放大,成为产权保护背景下的新注脚。

  时隔一年《中国企业家》记者再次见到顾雏军,他的精神气色还不错。比起刚出狱时的喊冤姿态,现在的顾看上去平静不少,言语间也多了几分谨慎。

  2005年入狱之前,顾一度觉得自己“流年不利”,现在口中只有“感谢这个好时代”。或许是和命运缠斗的这些年里,他早已明白:“个人再怎么努力,都没法改变一个时代,但时代可以改变你。”

  一

  “郎顾之争”前,郎咸平质疑过不止一个企业家。

  2004年2月,李东生在一档谈话节目《头脑风暴》中,就面对过郎咸平的咄咄逼人。

  那时候,TCL刚刚在深交所上市,是首个集团公司吸纳合并子公司从而整体上市的案例,因此关于TCL改制和李东生个人财富的话题也引发了关注。

  节目中,郎咸平步步紧逼:“像类似TCL这个CASE,一家国营企业突然有一个人进去了,同这个国营企业起了某种程度的协调,然后他就能透过一些资本运作的方法最后成为一个大股东,那社会的公平性在哪里?”

  被主持人形容为“温和”的李东生,以自己是TCL的创业团队成员,而不是外来者的身份进入的公司,把问题一句话带过。显然,郎咸平对答案并不满意。四个月后,他再次质疑TCL的账目和财务表现,并认为TCL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国有资产流向了李东生个人。

  当时,郎咸平一并质疑的还有广东科龙电器主席顾雏军、海尔集团董事长张瑞敏。

  2004年8月10日,郎咸平以香港中文大学金融教授的身份发表了名为《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演讲,指责顾雏军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并且强烈建议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

  面对质疑,李东生以一句“郎咸平是谁?”作回应,没有再继续纠缠,海尔也予以低调处理,唯独顾雏军忍受不了。仅仅七天后,他就向香港高等法院递交诉讼状,以个人名义指控郎咸平对其构成诽谤罪。

  此时的顾雏军,已经完成对亚星客车和襄轴股份的收购,格林柯尔开始涉足汽车制造和配件行业。

  更早之前,顾雏军控股科龙电器,2003年收购美菱电器20.03%的股份,从而拥有科龙、容声、美菱、康拜恩四大冰箱品牌,公司旗下冰箱产能达到800万台,规模中国第一、全球第二。

  在当选2003年“CCTV经济年度人物”时,顾雏军被描述为:“用10亿元的资本杠杆撬动上百亿元规模的企业,他是制冷专家,更是投资赢家。”

  光环笼罩,顾雏军一方面被视作国有企业改制的“专家”,但另一方面,他的产业整合和资本运作手段也引发争议。

  当初TCL整体改制上市,李东生成为舆论追逐的对象之后,感到了压力:“我的经验,在中国做事情,如果太多人去关注你,对你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没想到,这句话最后应验在了顾雏军身上。

  2001年底,顾雏军因为收购科龙声名鹊起,之后的投资收购更让外界把他看作“资本大鳄”。但在郎咸平眼里,顾雏军的一系列动作是用9亿多人民币换来136亿的国有资产,郎把顾和“国退民进”联系在一起,指责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没人会预料到,这场“郎顾之争”持续发酵、扩大,波及经济学界、政界和商界,最后席卷全国,引发全民大讨论,由此导致的舆论影响了正在进行中的国企产权改革路径。

  二

  “郎顾之争”给正往前走的国企改革带来了一阵暴风雨。

  当这场争论演变为一方否定过去十年的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的时候,张维迎率先打了头炮,出来反击郎咸平。

  国有企业要不要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怎样推进改革?周其仁、林毅夫等经济学家紧随其后,纷纷阐述自己的观点。

  此时,“郎顾之争”已经从顾雏军的格林柯尔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上升到整个国企改革方向是否正确的宏观问题。

  原本身在国资委的企业改革专家周放生不方便出来讲话,但他没忍住,撰写《产权制度改革是不可改变的方向》的文章参与讨论。

  文章发表后没多久,有媒体组织了一次小型讨论会,张维迎和郎咸平都在其中,但等到辩论那天,郎因故未出席。周放生近日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说:“我本来想当面和郎咸平论战的,当时经济学界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站在他那边的都是民众。”

  据当时新浪网的调查显示,近4万网民参与投票,90%挺郎。周放生认为这样的结果和当年的国情分不开。“老百姓迷信大牌经济学家,郎咸平又正好契合了‘民粹主义’,一说到国有资产流失,最能引起公众愤怒。”

  《顾雏军的巴别塔》一书点出了更深层的原因:“网民的愤怒大发泄,表面上是针对顾雏军和主流经济学家,实质上是百姓对历年不彻底改革的后遗症、对官员腐败和社会分配不公不满的总爆发。”

  这场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大讨论同样引起了政府部门的注意,当时国资委组织了十个调查组,每组负责两个省,由主要领导亲自带队,到全国主要省份调查改制情况。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国有企业改制大方向是正确的,主流是好的,但也确实存在少数、极少数不规范的行为和流失现象。

  这些不规范行为主要是在国资转让中,出现自卖自买、虚假评估、隐匿资产、转移资产等方式,客观上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周放生认为这难以避免:“改革是有成本的,改制政策也在不断完善。”

  其实若把顾雏军收购科龙放在时代背景下来看,那时正是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产权改革的关键阶段。

  当时国企产权改革的路径主要有两个:MBO(Management Buy-Outs管理层收购)和民营企业收购。MBO也就是企业管理人员收购自己企业的股权,由单纯的企业管理者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主人。美的、TCL就是通过MBO完成了股权改造,这也是后来郎咸平质疑他们的地方。

  但不能忽略的是,中小企业改制时,因为亏损严重,成为政府沉重的包袱。企业发展不了,职工就经常到政府门口堵马路,眼看要破产,政府就鼓励管理层把企业盘下来,并出台一些优惠政策。周放生提到:“当时都有文件,收购可以打八、九折,最多七折,只能这么做,不然企业怎么办?职工如何就业?”

  后来“郎顾之争”时MBO受到质疑,舆论认为这种方式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那是他们不知道当年改革有多难,职工天天堵着,社会怎么稳定,地方政府甚至下命令逼着管理层去收啊。”周放生看到当时不少管理层顶着压力,甚至借钱把企业收下来,但最后有的企业没做好,自己反而背了一身债。

  三

  历史上,同样也有不少企业和企业家在MBO中折戟:健力宝的李经纬、江苏春兰的陶建幸,还有科龙集团的创始人潘宁。

  当初正是地方政府否决了科龙管理层的MBO方案,潘宁出走,科龙后来陷入困局,也才有了顾雏军的收购。

  顾雏军入狱后,周其仁曾感慨,科龙没有以潘宁的创业团队为基础完成改制,是导致科龙下场的主要原因。

  但当年在“国退民进”的大潮中,MBO引发的争议越来越大。国资委出台了一个文件暂停MBO,这也导致国企改制戛然而止。

  在周放生看来,这也是“郎顾之争”导致的最严重后果,甚至直到今天国企改革的元气还没恢复,整整推迟了十四年。

  “今天国企改革为什么这么难呢?都怕说成流失,这是当年的阴影,到现在都心有余悸。”周放生觉得如果按照当初的势头改革下去,到今天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任务就会顺利很多,“但现在中国国企改革被滞后二十年都不止,这个损失巨大。”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顾雏军案已经不仅仅是个案,而是纠结了体制性的矛盾,也就被赋予更多时代符号。

  早年财经专栏作家叶檀在《中国企业家》上曾把顾雏军和盛宣怀放在相同的困境下看待:无法克服的体制性障碍,无法得到保护的产权,以及舆论的普遍不同情。“顾雏军商业帝国的倒塌,只不过证明了他一度拥有的保护并非根深蒂固。他表面上所有的一切不过是借用。所以从根本上说,顾雏军对名下的财产并不拥有真正的产权。”

  而面临这种产权困境的并不只有顾雏军一个。

  对民营企业来说,发展壮大之后,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也会随之增加。在一些案件中,就有官员利用公权力无偿、非法剥夺企业家财产的问题出现。而当法制环境不够健全时,就会使得企业家缺乏安全感。

  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樊崇义表示,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我国一直在推进产权保护,但在转型时期,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实践操作过程中对政策的曲解等众多原因,产权保护方面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甚至由此导致一些企业家和企业如履薄冰,以至于企业投资意愿不足、投资力度不够,甚至出现了企业家转移资产的现象。

  民营经济支撑着中国大半个天,现在民营经济没有安全感,周放生认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只有创造一个正义公平的法制营商环境和财产保护环境,这些民营企业家才能放心继续留在中国创业发展,资产也不会外流,能给社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税收,这个重要程度比天还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系列保护产权、保护民营企业家权益方面的相关政策开始在司法上落实。

  2016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中就指出:“要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坚持有错必纠,抓紧甄别纠正一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剖析一批侵害产权的案例”。

  之后2017年9月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出台,这是中央首次以专门文件明确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价值。

  到了2018年1月2日,最高法发出《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要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在这些信号中,顾雏军终于等来了自己案子的再审。

  四

  2017年12月28日上午,一个朋友在网上看到新闻,赶紧打电话问顾雏军:“老顾,你这个案子重审了?”

  当时顾雏军还没得到任何消息。五分钟之后,最高法院一个法官通知他下午去拿再审决定书,顾雏军才确信。

  他心里开心。但在这之前,案子已经被广东省高院延期了16次,顾一度感到无奈。

  听到外界对他案子的关心,顾雏军说:“有很多人的兴奋程度比我自己还多,我已经麻木了,刚出狱的时候我反而比现在更拼命来争取平反。”当年顾雏军为喊冤着实花了不少心思。

  2012年9月,坐了七年牢的顾雏军从广东肇庆四会监狱出来之后,直奔北京。

  一个星期之后,顾头戴“草民完全无罪”的帽子,出现在近200家媒体面前,高调为自己喊冤。

  按照那时候顾雏军的说法,这是一个被地方政府和竞争对手联合起来扳倒的故事。

  2002年接手科龙之后,顾认为自己做的很成功,第一年就把冰箱业务的成本降了48%,空调降了35%,当年实现盈利。第一年做了67亿的销售额,第二年80多亿,第三年128个亿。“而我接手之前,科龙只有35个亿的销售额,上缴政府的税收也从1.7个亿一路增至5.6个亿。”

  当时一位新任地方领导来科龙例行参观,顾雏军陪同时说了一句:“我们现在税收重回顺德第一。”

  在顾雏军看来,隐患就是从这时开始埋下的。

  2005年4月5日,中国证监会对格林柯尔涉嫌违规挪用其控股的上市公司科龙电器的资金和收购美菱电器、襄阳轴承以及亚星客车三家上市公司的事件展开调查。随后,证监会20人小组进驻科龙展开调查。

  5月10日,科龙电器发布公告: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已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那时候恰逢科龙销售旺季,公告一出,顾雏军担心供应商和银行肯定挤兑,那科龙就完蛋了。

  果然,危机愈演愈烈。格林柯尔系上市公司股价一路下挫,银行纷纷只收不贷,供应商停止供货并开始加紧追讨欠款,科龙电器一度停牌。

  三个月后,顾雏军在北京被拘。2006年7月,中国证监会对顾雏军给予警告、30万元罚款,并实施永久性禁入证券市场。

  等到2008年1月,广东佛山市中院对顾雏军作出一审判决,顾雏军因虚假注册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以及挪用资金罪获判有期徒刑十年。

  顾雏军被拘留之后,广东省、佛山市和顺德区三级政府就组成了科龙重组领导小组。2005年9月,顾雏军在南海看守所签署了科龙股权转让的意向书,科龙被海信收购。

  之后的两年,顾雏军的格林柯尔系逐一瓦解。

  顾雏军曾说过:“科龙是我手中最好的企业,最有灵魂的资产。没有科龙,整个格林柯尔对我就没有意义,就意味着我多年的理想彻底破灭⋯⋯”

  五

  在成为商人之前,顾雏军的理想是当个科学家。

  1982年,顾雏军考上了天津大学工程热物理的研究生,他选择了“制冷”专业。搞科研、下海、出国创业,等到十年后回来时,顾于1995年在天津建立了制冷剂生产厂——格林柯尔制冷剂(中国)有限公司。

  2000年,格林柯尔香港上市。2001年,顾收购科龙,开始起高楼。

  在家电专家刘步尘看来,当初科龙刚刚进入格林柯尔系的时候,有过短暂的辉煌,但很快就趋于没落,“顾当年热衷于资本运作,似无意通过实业操作的方式把容声、科龙做起来,他梦想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建构一个制冷帝国。”

  “顾雏军性格偏执,主政科龙时代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刘步尘观察顾雏军自从出狱后,一直喊冤,但拒绝对当年遭遇的一连串失败做检讨与反省。

  顾雏军则觉得,对于科龙败局他并不需要反思,“反思就代表着软弱,软弱会影响我对贪官污吏的斗志。”

  坐牢期间,顾雏军时常想到李清照的一首词:“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顾雏军在接受采访时提起过,从小他就喜欢项羽这样的人,破釜沉舟,凭一杆机枪,纵横天下。

  在顾雏军看来,垓下之围那场仗他打完,就进去坐牢了。“楚项羽是因为那时候没法抗议,就自杀了。我希望能平反,所以忍辱负重活下来了。”

  但再审并不意味着一定能翻案,好在不久之前与证监会的官司一审胜诉,给了顾雏军安慰。“证监会那个案子能赢的话,我感觉难度更大,说明现在依法治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随后,顾雏军铺开厚厚的一摞材料,讲起自己的案子。这个故事他已经重复了无数遍,尽管时间过去了13年,但那些数字、日期、甚至页码他都清晰记得。

  采访时他反复强调“感谢党、感谢政策”绝对不是言不由衷,“全民保护产权提高到这个高度,现在形势、政策给了我平反的机会,我清醒地认识到这不是我个人的力量。如果我能平反,想再为这个伟大的国家做一些制造业方面的贡献,希望对得起时代。”

  顾雏军对制造业依然念念不忘,但出狱这几年,他把精力都放在了为自己“平反”上,此外,就是在一家名为“超天才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担任名誉董事长。这家公司主要的业务是企业经理人培训,管理层都是顾之前的旧部。

  当天见面,顾雏军心情不错,西装、衬衫下,他配了一条墨绿色背带裤,拍照时让他脱掉西装,他还有些犹豫:“会不会太随意?”他还是在意自己在公众面前的形象的。

  顾雏军已经59岁了,依然紧紧攥着“平反”的希望。现在的他大概不愿再提及,多年以前描述过的那个梦想:“等我老了,走到大街上,希望听到有人喊:看,那个老头就是冰箱大王。”

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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